当前位置:主页 > Love澳门 >

【澳门月刊】前進大灣區(三)

来源:澳门赌场网址 时间:2018-01-16

區域整合之下,澳門“特色”升級


◆採訪整理:卜樂

 

粵港澳大灣區,

鮮明中國“DNA

    作為全球第四個大灣區從報告的提出,到如今的積極部署,都吸引了中國乃至全球的熱烈關注,作為中國的第一個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是由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和江門組成,它實際上是一種開放型的區域經濟體,同時也是具有活力、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灣區城市群。

    現在,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全國五分之一的面積和三分之一的人口及經濟總量,它以海陸和陸路的方式對內連接長江經濟帶、北部灣經濟區、海峽兩岸經濟區,對外輻射到東南亞國家。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的功能在於進一步引領粵港澳企業“走出去”,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並成為聯通“一帶一路”的重要門戶。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相當於世界第12大經濟體,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同時,大灣區內產業體系完備,分工各具特色,可以發揮優勢互補作用,初步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再者,粵港澳大灣區也是一種複合疊加型的灣區經濟體,其市場化、國際化程度都相對較高,創新能力強勁,未來的發展潛力值得期待。

    當然粵港澳大灣區與全球已經形成的三個灣區自然會被外界拿來對比一番,同樣都是大灣區,上述四個灣區自然具有相同的屬性:

    第一,擁有獨特的地理條件:四個灣區都擁有極高價值的水資源和世界級的天然良港;


    第二,內部聯繫緊密,互補發展:四個灣區的城市之間交通發達,聯繫方便,彼此之間有著緊密的合作關係,互補發展。

    第三,經濟外向發展,都有金融中心的支持;文化交流頻繁,自由開放。

    然而有相同就有不同之處,作為中國的粵港澳大灣區又呈現出與其他三處非常顯著的差異之處:

    第一,從政治而言,其他三個灣區是在同一種政治制度下的合作,粵港澳大灣區包含了香港、澳門這兩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它是在兩種政治制度下的合作。

    第二,從經濟而言,其他三個灣區內部同屬一個經濟體,但是粵港澳大灣區分屬三個不同的經濟體,這就使得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在稅收政策、海關監管、對外投資、資金流通等多方面難以實現完全的自由流通。同時,儘管粵港澳大灣區的GDP在四個灣區中排名第二,但由於它的常駐人口是最多的,使得它的人均收入水平與其他三個灣區相比差距甚遠。

    第三,從城市發展而言,其他三個灣區都是以一個特大的城市為中心,帶動區域內的其他中小城市;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則有三個經濟總量級別比較接近的特大城市,分別是廣州、深圳和香港,以此輻射區域內部的其他城市。

    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有著很明顯的中國特色,未來也充滿著無限可能,值得大家探究。


集群疊加,城市提升

    實際上,粵港澳大灣區是城市群的建設,包含了社會、居住、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發展,然而經濟發展始終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其本身的經濟能量巨大。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9.3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35萬億美元),介於韓國(1.4 萬億)和俄羅斯(1.27萬億)之間,相當於世界第12大經濟體。區域內擁有深圳港(世界第三)、香港(第五)和廣州港(第七)等世界級港口,2016 年總輸送量6,232萬標箱,為世界第一,廣東省內8大機場 2015年輸送量1.05億人次,位居國內各省之首,因此它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潛力。


    這個世界級的城市群本身就可以做到優勢互補,具備充足的發展後勁。當下,粵港澳大灣區內產業體系完備,分工各有不同,香港金融發達,澳門博彩旅遊發展蓬勃,廣州貿易物流突出,深圳則科技企業眾多,這種組合使得區域內城市經濟發展實現優勢互補,從而具備充足的發展後勁。

    同時,這11城市未來可以產生疊加效應,形成不同的城市群。簡言之,粵港澳大灣區是由“灣區群+港口群+產業群+城市群”組成的,形成組合體繼而產生疊加效應。粵港澳大灣區主要是以環珠江灣區為核心,同時還包括大鵬灣區、大亞灣區等一些周邊灣區,由於灣區群的存在,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形成了港口群,如香港、深圳港、廣州港、珠海港等。由於港口群的帶動,灣區內又形成了不同的產業集群,目前已經形成了通訊電子資訊產業、新能源汽車、無人機、機器人等高端產業集群,同時也有石油化工、服裝鞋帽、玩具加工、食品飲料等中低端產業集群。此外,隨著港口群的存在以及產業集群的帶動,大量移民人群出現,從而推動了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並最終形成不同功能、不同層級的城市群。

    因此大灣區建設將對區域內城市發展帶來一個明顯的變革,同樣,大灣區不是僅僅局限在大廣東範疇內,更能夠對中國整體經濟成長產生直接影響:大灣區內多重經濟體的體制疊加,將成為我國開放型經濟的先行地。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不但擁有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自由港,而且還有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南沙、前海和橫琴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由此形成了包括特別行政區和自由港、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多重經濟體的體制疊加優勢和開放疊加形態,從而能夠產生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能量,成為我國開放型經濟的先行地。

    同時,因為大灣區發展科延伸周邊地區,這也將成為我國城市群發展的引領者。在現有規劃中,大灣區可以延伸到福建、廣西、海南和台灣,依託東南沿海灣區資源,以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為核心,以廈門灣區為東翼和北部灣區為西翼,形成“一核引領、雙翼齊飛”的發展態勢,並帶動江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等區域發展,成為我國城市群發展的引領者。

    因而大灣區不單單是粵港澳三地之灣區,也是中國城市發展的引領者,未來更在邁向國際級灣區的道路上不斷嘗試。


中心平台,澳門角色

    澳門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在“一帶一路”與中葡貿易平台的建設之中都扮演重要角色,作為“一國兩制”的典範特區,澳門在灣區建設中勢必優勢突出。澳門回歸18年以來,在“一國兩制”之下,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粵港澳大灣區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在兩種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區域合作,澳門在其中應該一如既往地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秉承“愛國愛澳”的精神,對內深化與區域城市的合作,對外密切與周邊國家的交流,提升經濟的自由度、開放度,實現持續且多元的發展,成為“一國兩制”的典範,並為世界展現如何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成功地進行區域經濟合作。

    同時,澳門可以扮演“精準聯繫人”的角色。澳門應該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利用在中醫藥以及對葡語國家合作等領域的獨特優勢,對準內地與葡語國家的供求對接,承擔“精準聯繫人”的角色,發揮自身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作用。


    再者,澳門可以在此波發展中成為國際旅遊業高端管理人才培養基地。澳門在旅遊專業教學及培訓方面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優越的旅遊專業教學及培訓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發揮培養業內專業人才的作用,同時在澳門還有不少世界級的旅遊業高端管理人才。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澳門可向珠三角地區要發展國際旅遊業的城市輸送高端的旅遊業管理人才,成為國際旅遊業高端管理人才培養基地,發揮“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功能。

    不可迴避的事實,澳門之於大灣區之中,因為地域狹小,人口總數少且產業較為單一,很多人擔心融入大灣區將會給澳門引入非常大的競爭,導致影響本地居民的工作、就業、生活;也有人認為,大灣區加速融合三地,會給資源、人力、財力帶來更大的流通便利,有助於澳門產業轉型與新一輪發展。其實,這兩種聲音在社會上都是客觀存在的,而綜觀世界範圍內各個著名的大灣區,灣區內的城市在發展定位和產業方面都有合理的分工,以盡量避免同質競爭,實現錯位發展。澳門在大灣區建設中是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旦缺少了澳門,粵港澳大灣區是不完整的。澳門在參與的過程中只要明確自身的地位與作用,發揮主導功能,以自身的優勢掌握一定的話語,就能分享其政策紅利,有助於實現澳門的產業轉型,邁向多元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也會給澳門帶來諸多機遇:第一,為澳門居民,尤其是青年人提供更多創業、就業空間;第二,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在教育、文化、醫療、生態、社會管理等領域的深化合作,澳門居民的生活質量也會得到提升;第三,推動澳門“一中心,一平台”的建設,實現澳門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

    當然,大量的正向機遇存在的前提下,我們亦不可忽視潛在挑戰:第一,澳門人口承載能力和土地資源有限: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會給澳門帶來大量的人流,但澳門地域狹小,人口承載能力有限,在人力資源問題上會面臨極大的挑戰;第二,貨幣不流通:人民幣、港幣、澳門幣不能在區域內的城市之間自由流通,這會對投資和消費帶來一定的阻礙;第三,澳門非博彩產業基礎薄弱:澳門長期以來“一業獨大”,儘管近年來各界在大力發展非博彩產業,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難以在短期內改變非博彩產業基礎薄弱的局面;第四,澳門基建發展相對滯後:交通長期擁堵、國際機場面積小、缺乏深水港、新舊城區發展不協調等問題在對內、對外的聯絡上都制約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發展。

    因此,因為先天、後天等因素,澳門在整個大灣區的發展中不是單純的受益或者受損,而是應該結合自身的特色去打造一個不一樣的新城市。所以,澳門在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需要明晰自身的發展方向和目標,找準定位,發揮作用。其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將為打造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提供東西方文化薈萃的獨特的休閒去處;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建設將為國家實現“雙向”開放,為澳門和內地經濟發展創造更多機遇,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助力。

    澳門的自信來源於國家是澳門發展的後盾,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等一系列方針政策引導之下,澳門透過區域合作優勢互補,可以充分發揮“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作用,在參與大灣區建設中佔據獨特的地位,表現出較強的經濟競爭力。

    經濟與整體社會競爭力的提升更離不開努力實現“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城市定位。旅遊業是澳門非常重要的產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澳門未來發展定位,如能更好地發揮澳門“世界旅遊經濟論壇”交流平台作用,將使得澳門在大灣區旅遊業的協同發展中突顯競爭力。同時,也需要發揮“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作用。“一個平台”是澳門的另一個發展定位,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應該要發揮這方面的平台作用,突顯自身的價值。如果能結合發揮科技創新優勢,澳門將更能在目前的產業困境下找到出路。事實上,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門目前已經擁有中醫藥領域和微電子領域兩大國家重點實驗室,另外亦籌備成立與互聯網有關的國家實驗室,進一步充實了澳門的科技發展基礎。在此背景下,澳門可以打造成為大灣區全球科技創新、轉化、成果展視的平台,發揮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優勢。

    再者,澳門競爭力的提升離不開對先天劣勢的彌補,如何善用中央授權澳門的管理海域就顯得尤為關鍵。中央的這一授權使澳門的行政區劃由以前的陸地管理擴大成陸海空間管理,澳門在科學有效利用既有海域的前提下,有條件開拓原有的澳門半島、氹仔、路環三個空間以外的“第四空間”,利用大灣區建設的機會,發展“海上金三角”,成為粵港澳海域之間的中心點,並非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主動投入,直面變化

    在這個發展中,大灣區的建設是一個龐大的巿場,對於澳門年輕一代意味著龐大的“機遇”,能為澳門年輕一代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和創業空間,有利於他們的成長和發展。因此年輕一代的澳門人更應該把握時代的機會,搭上國家快速發展的快車;加深個人對國家和澳門社會的認識,秉承“愛國愛澳”的情懷,加強公民意識的培養;更加利用自身的優勢,學習創新創業的思維和先進經驗,勇於開拓,積極參與區域合作。也只有主動參與與競爭,才能在未來快速的灣區融合中找到自己,找到年輕一代的發展大舞台。

    未來,毫無疑問,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充滿著希望也充滿著變數,在前進的道路上更要注重:

    第一:雙向流通。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國家內部兩種政治體制三個單獨關稅區之間的合作,需要做好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協調,實現大灣區內部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雙向流通:

    第二:錯位發展。灣區內的城市在發展定位和產業方面要有合理的分工,儘量避免同質競爭,實現城市的協同發展,產業的錯位發展。

    第三:創新開放。通過營造創新、開放的市場環境,增強大灣區的綜合競爭力,使得大灣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領區域和世界級的最具競爭力城市群。

    第四:培養人才。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必定需要多種產業人才的支撐,政府要重視人才的引進和培養,為大灣區的建設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並且,政府亦應加強對青少年的培養,積極踐行和落實“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定位,藉此強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聯動交流與發展。

    唯有宏觀規劃與細節推動,才能真正實現世界級大灣區的發展之夢,澳門也才能在新一波發展契機中找到自己快速前進的助力器。


全球經驗,中國打造一流灣區


◆採訪整理/卜樂

 

概念升級,城市分工

    粵港澳大灣區所涉及的城市群,其實從上個世紀開始就有了一個系統的規劃概念,90年代初,我國提出“珠三角”的概念,由珠江沿岸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惠州、江門、肇慶9個城市組成,到90年代中期連接港澳的“大珠三角”,2003年提出“泛珠三角”,2015年則升級為“環珠三角”囊括粵西、粵東、珠三角的16座城市,直至2017年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想,《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2017》明確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要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不少人好奇為何需要概念升級提出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的設想,這其實是國家提升對外開放的新門戶,進一步提升開放水平,成為國家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中堅力量;也是國家整體轉型發展的新動力,推動中國製造2015,成為培育國家整體轉型新動力的範本;再者,亦是國家區域發展的新佈局,與多個戰略並駕齊驅,包含“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


    在全球格局上,這是繼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紐約灣區之後的第四大灣區,相對於紐約灣區——“金融灣區”,舊金山灣區——“科技灣區”,東京灣區——“產業灣區”的功能定位而言,粵港澳大灣區的功能定位是如何引人聯想。自然也會將粵港澳大灣區與國際灣區進行對比一番,從多方數據研究表明,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規模上處於中等水平,金融產業持續發展,港口機場世界一流,產品結構有待優化,城市間的分工競爭激烈,而關係運輸基建的城市交通有待提升,作為發展持續支撐的教育科技則轉化率仍較低。所以在短時間,粵港澳大灣區要形成穩定的發展群,超越國際上三個灣區,還存在很大的困難,在科技、交通、產品與城市定位上仍需要繼續穩步推動。而在與國內城市群的對比上,則優勢明顯,人均GDP高於平均水平,生態環境宜居宜遊,創新氛圍濃厚,更宜創宜業,所以其對內的吸引力也會持續增加。而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僅是區域內城市經濟的改革發展,其發展方向更是著眼於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未來有望在基建互通、共創科創平台、推動“一帶一路”、培育共享產業價值鏈、共建金融核心圈、打造優質生活圈這六大方向邁向。

    而在這個超級城市群中,各個城市的定位是相對明確了,也進一步規避了彼此間的惡性競爭。例如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及物流中心,而深圳是國際創新服務中心,廣州力圖打造成三個國際戰略樞紐,東莞與佛山分別佔據國際產業製造服務中心與國際產業製造中心的地位,澳門規劃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珠海則定義為拓展橋頭堡與創新高地,彼此城市的發展職能與現代產業分工清晰,能夠做出有效的區格。比如,香港強調其發展職能聚焦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亞洲國際都會等層面;而澳門則是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為職能;省會廣州則是建設國家重要中心城市,打造國際航運、航空和科技創新樞紐;毗鄰香港的深圳則是發展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國家創新型城市,與香港共建全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與國際文化創意中心的城市職能。各城市都能在彼此城市定位與發展職能、產業分工的區隔之下,進行有效的整合、融合、強化城市間的合作,確保生產要素的更快速更高效的流通,從而有力地推動灣區建設進度與邁向國際化的進程。


產業利好,改革創新

    灣區的推動自然會對現有區域內的產業發生極大的影響,尤其是對房地產、銀行業、製造業、基礎建設這四大產業。以近年來最為熱門,也影響千家萬戶的房地產行業來說,灣區概念的提出,使得該區域整體地產價值全方位提升,從國際經驗上來看,一個城市群的發展,勢必帶來土地增值,而從國內經驗來看,一旦國家、政府提出規劃並且實施,該區塊的房價受到政策利好的推動自然出現上升態勢,近年來國內不少區域規劃出爐以後,相關區域的城市商品房成交價格都會有明顯的上升,在數據支持下可以看出其持續上漲的趨勢,因而也充分帶動了一股房市投資的熱潮,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內九城有八座是明顯推出了限購、限貸政策,使得房市在2017下半年能夠盡快“退熱”。當然因為多核發展,未來在有序引導下,區域內房市也會出現更加均衡的狀況,伴隨著基礎建設尤其是交通建設的便利,未來灣區內各城市的人口密度與遷移人口都會發生變化,當然部分核心城市因為人才聚集,則會出現溢價更高的情況,香港在近些年的淨遷移人口不斷上升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

    而在金融發展領域扮演重要角色的銀行業也將可能帶來持續的增長與優化。在戰略機遇上,隨著港澳銀行以多種方式進軍內地市場,未來勢必可以將港澳銀行的優勢與經驗進行推廣與運用。例如,廣泛的海外網絡、獨特的行業專攻、全面金融服務經驗、金融科技的運用經驗等。尤其是與自貿區的合作,批准港澳銀行准入,引入“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都是很明顯的合作創新之舉,2017118日,澳門本土銀行大西洋銀行成功進駐橫琴,成為了第一家受惠於《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及其框架下的《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協議》而進駐中國境內的銀行。2017年隨著債券通等的實施,使得銀行間債券市場得到雙向開放,201772日《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 聯合公告》的出爐宣告香港與內地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債券通)正式上線。隔天的73日,“北向通”正式上線,首日成交達70億元,而通過對境外投資者持倉總規模的數據分析發現,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的空間仍然較大,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之一的銀行業的發展,尤其是港澳銀行進軍內地市場的潛力依舊巨大。在關係銀行業發展的外匯、結算業務上,政策面也持續進行金融改革創新,從201512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同意廣東自貿區實施外債資金意願結匯政策到20161月中國人民銀行同意廣東自貿區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再到20167月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宣佈廣東在全國率先實現“粵港電子支票聯合結算業務”等政策利好可以看出,關於灣區內的金融改革一直在有序推進,進一步鬆綁,開放市場。

    大灣區在基礎建設上的利好措施更是毋庸置疑的,目前推動的“一小時生活圈”藉助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虎門二橋三大工程進一步打通,未來加快推動港澳與珠三角城市之間的人流、物流、信息流。


獨特基因,挑戰亦存

    不可諱言,灣區在對產業、城市、行業帶來利好機遇的同時也因為其獨有的中國特性,將帶來潛在的問題。粵港澳大灣區與國際上三大灣區的特殊之處在於,這其中暗含“一國”、“兩制”、“獨立關稅區”、“CEPA框架”等多個因素,未來對國家安全、金融發展、相關產業都會帶來風險與衝擊,以《負面清單》的實施來看,其法律定位存在模糊空間,法律執行效力可能受到影響,各部門在部門協調與利益分配上也會產生衝突,政策能否快速配套以及合理的風險管理是否到位都是一個潛在的問題。當然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推進,後續的環保問題、產業發展、群體之間的公平問題都會被一一檢視,如果政策上無法持續配合,則就會出現不少矛盾,阻礙現有發展,影響大灣區整體的發展,這些都不得不被政府重視,對相關行業比如金融、專業服務、教育、醫療、養老進行專項研究,對於粵港澳共建大灣區的思維要持續深化,凸顯“世界級都市圈”、“產業圈”、“優質生活圈”的功能,除此之外,在社會管理創新上也要不斷突破,符合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經濟、產業的實際發展需要。

我們,需要怎樣的大灣區?

◆文/明遠

 

粵港澳大灣區隨著20173月第一次在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一系列的討論、政策利好的消息迅速在社會、網絡間瀰漫,當然從事銷售行業最前線的房地產業總是能最先嗅到商業味道,在各地樓盤無論是一手房還是二手房的銷售中都要披上“灣區”光環,搖身一變都是“金雞母”一般的價值連城,不過在目前灣區內八大城市嚴格限購的基礎上,要想達到2016年全民瘋狂買房的高潮似乎還欠缺一點政策的支持,但從房地產的訊號釋放也看出了粵港澳大灣區潛在的危機。縱觀各大新聞報刊、社會輿論、學術研究,大都將灣區的重心放在經濟層面,大灣區搖身一變就成了類似經濟特區、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掛帥的概念,似乎已經有些劍走偏鋒的錯覺。


    事實上,大灣區對於粵港澳地區而言是一次更為徹底的城市間融合、互動的過程,這個城市群的建設不是單單一個個個體黏貼在一起,而是如何在現有產業、行業、社會發展差異的基礎前提下,進行有機整合,強強聯合,優劣互補。對於區內城市而言,類似城市建設“千城一律”的風氣如果應用在城市整合上,將是空前的災難,屆時各個城市都有科技研發中心、製造業產業基地、建立高等院校培養人才,一旦如此就把大灣區一個整體的發展之局拆開得零零落落,無法形成有效的聯合戰力,好比軍事戰爭中的航母群以及各航母的戰鬥功能差異一樣,大灣區內各城市需要擁有各自特色的基礎上強化集體戰鬥力,繼而推動包含經濟總體提升在內的整體區域發展,因此城市之間的競爭應該是良性的。當然,在“一國兩制”、三地社會的複雜情形下,要想順利整合似乎難上加難,港珠澳大橋因為香港一位居民的環評要求都能延宕數年,未來類似“一地兩檢”,高鐵連接的爭議同樣難以輕鬆化解。在這個過程中,中央政府需要扮演“調和”的角色,讓各城市之間充分的交流、談判與博弈,最終能夠協調出一個相對保證大家利益均衡的方案,來保障大灣區整體建設的有序進行。而包含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在內,也應該承擔化解內部社會矛盾,主動解釋疑慮,推動港澳居民積極參與政策的諮詢與建議等工作,進一步透明開放,才能有效緩和現階段社會上對於粵港澳深度融合的憂慮與擔心。

    除了大灣區內城市之爭的化解之外,對於內涵之界定更要有所方向。目前無論是基礎建設、銀行業、地產、金融經貿都似乎成為灣區最關心的議題,更有結合現有的前海、翠亨、橫琴三大自貿區板塊的項目推動議題引人關注,但是中國第一個世界級的大灣區僅僅是經濟上的創收嗎?顯然不可能,未來包含了系統的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平台建設、城市人文環境打造,不同制度間的對話、互相借鑒,文化與社會面的進一步碰撞、整合都是應有的題中之義。忽略了制度上的差異,文化與理念的不同,未來如何有效團結港澳與內地居民投身建設,一旦很多文化上的差異被有心人操作成為文化衝突、社會矛盾,對於絕大多數觀望者而言更加心生畏懼,排斥灣區建設,從而無法形成合力加速推動,那麼中國這個比肩全球頂尖地區的灣區計劃就會不戰而敗,在相對單純的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中制度差異、政治、文化差異影響力甚微,但在中國這個特殊的環境中,確實是不得不正視的議題,尤其是針對年輕一代的引導與切身體驗,才能保障持續的人才供應與主動投入,也才能在未來三十年間確保粵港澳大灣區在符合基本設想與規劃下發展。因此,大灣區絕對不是超級巨型的經濟建設項目,不是為了GDP能夠衝刺7或者8,乃至重回兩位數的時代,這個創新基地、城市群、世界級的優質生活文化中心的內涵之豐富,需要從一開始就要立準根基,多元發展,一旦淪為經濟區域的概念,不過又是一輪基礎建設、項目基地的爭搶,到頭來枉費這個創舉政策不說,更耽誤了中國未來數十年的經濟發展與競爭力,這樣的危機,不可不防!

免责申明:部分文章与素材来源互联网,如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留言告之,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删除

请长按下面二维码图片,弹出菜单后,再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关注!


相关新闻

最后更新

热门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