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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月刊】共享之核:增加信任,利益共有

来源:澳门赌场网址 时间:2017-09-23

解決問題,三者同登舞臺

    共享的核心精神在於資源的合理共用,它可以深入衣食住行娛樂不同行業,共享經濟模式的出現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存在,解決“省錢與資源高效利用”的問題,比如共享汽車、網約車、Uber的出現就是解決出行問題,丹麥出現的共享寶寶衣服平台(Vigga)就是為了不想浪費幼兒寶寶衣服而產生的嘗試,Airbnb同樣是為了解決臨時住宿的問題而出現的共享模式,美國也有類似在吃飯、飲食上的共享平台。傳統的基礎生活行為,在科技時代得以進行產業化、商業化規模,從而衍生出經濟發展的創新模式。要理解共享經濟其實並不能,眾所周知的“電鑽理論”是最好的佐證,當一個家庭需要使用電鑽時,購買一台,使用一次或者幾次後,往往閒置,如果每一家都購買一台而長期閒置,就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因此通過某種模式能讓“電鑽”循環流通,保證重複利用,這樣就順利實現了共享,也產生了潛在的經濟效益。


    而共享經濟模式要形成,離不開三大角色,第一:服務商。而服務商的存在必須要依託於現實社會的供需不平衡、不對稱,只有有需求存在才能催生出新的服務商,同時服務商出現後也必須出面整合資源。第二個角色就是消費者,消費者在市場經濟時代他必須有主觀使用這樣的資源、平台的意願。第三就是政府,政府在共享經濟的三角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政府需要在法律上配套,在態度上是允許的,通常意義上,這三者是形成共享經濟規模的基礎條件,但並不是必不可少的,很多時候擁有服務商與消費者,共享經濟模式初期也能夠產生。以這樣的基礎條件來審視澳門,就可以發現澳門缺乏基礎的發起者,本地的服務商非常之少,消費者的需求在沒有足夠的市場刺激下只能說一半一半,因此沒有一個優質的服務商帶動整個三角鏈,亦缺乏基礎的技術支撐,例如電子支付系統,共享經濟現在在澳門幾乎鮮少被嘗試。當然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似乎也在面臨著各方既得利益的反彈,很多時候對於是否要放寬政策,鬆綁法令上猶豫不決,最後很多萌芽都在初期被扼殺,畢竟沒有政府的持續支持,即使再熱情的服務商也不會一直虧損經營,無私奉獻,服務商不是社會企業,它必須藉助可靠的商業模式來運營,進行A輪、B輪融資,獲取商業利益。


保守政府,嘗試內外交困

    在澳門大家常說官商勾結,也有人說在某個程度上其實是“官商一體”,不論如何,政府為了維護既有的利益平衡狀態也好,基於安全顧慮保護消費者也罷,而過於保守,不敢嘗試。例如,一旦澳門出租車司機出面反對網約車或者Uber等,政府就立即退縮,連法律上的規範思考都不敢進行,雖然Uber等可能帶來安全、個人隱私保護的問題,但是對於傳統的的士而言,同樣也會出現類似問題,問題的核心在於社會希望嘗試創新時應該“增強信任,利益共享”,Uber的推出不要讓的士司機覺得是搶了飯碗,損失利益,3000萬遊客的大餅一旦做好了,恐怕在現在的基礎上增加1000台的士都不會分薄現有司機的利益。政府的努力,讓服務商與民間社會、傳統利益團體溝通對話,增加信任,服務商也應該主動出擊做出改變,首先針對外界的安全疑慮等,應該加強對司機、操作者的審核與培訓,提高安全的可控性,同時優化服務品質,讓政府信任,讓用戶得到最佳的體驗。同時共享經濟的服務商很多時候被質疑逃稅、避稅,不對政府與公共利益產生直接正面幫助,那服務商就必須擁有一定的社會責任,通過奉獻凸顯企業責任,比如Airbnb為了回應美國社會對其納稅的質疑,捐資上億美元給州、市政府,用於政府救助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這就表現出服務商不僅僅只幫助消費者省錢、解決問題,更幫助政府承擔責任。同樣在大陸,順豐速遞堅持安全審查、實名登記等,某種程度協助政府做安全管控,自然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協助,擴大自己的經營版圖。因此服務商對於政府、傳統利益團體要積極溝通,營造“有錢大家賺,責任共同擔”的正向氛圍,更可以藉助資本化的手法,讓政府與傳統團體入股,享受分紅,進一步化解推動的阻力,同時也是在無形中擴大應用市場。


    Uber進入澳門市場為例,過程的曲折,多方博弈的現象其實反映出多個現象,其一:澳門交通極度不方便,市民與遊客對於舒適、便利的交通的交通有著極大的需求。而政府常年在交通領域沒有作為,令到服務商看到較大的商機。其二:澳門政府的態度極為謹慎。首先,這其中存在大量的利益牽涉,數以千計的的士司機自然面對威脅,幾百萬拿到的的士牌輕而易舉被私家車輛分享利益,他們的強烈反彈完全可以理解;再者政府對於安全的疑慮一直未能消除,同時也涉及到三千萬遊客對澳門這座國際旅遊城市的影響;最後,在納稅問題上Uber不明確,也使得政府在鬆綁時持保守態度。其三:反映出立法會對於關係澳門社會發展的重大議題關注不夠,進展過慢。雖然全球都存在不同地區的政府修法與現實發展滯後的狀況,但是Uber在全球的推廣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一進入澳門,就應該在立法上借鑒其他地區的正反建議,思考更適合澳門發展的模式,奈何立法上遲遲未有動作,政府只有祭出重罰的嚴格標準,消極打擊,對於市民,對於這座城市的發展而言,其實都是一種損失,一刀切的謹慎和恐懼之下的抗拒並不能真正為澳門解決問題。


技術與智慧,缺一不可

    當然澳門要解決的問題太多,不單單是政府態度、法律鬆綁,發展共享經濟的核心技術,比如移動支付等還遠遠未萌芽,要知道,共享經濟的關鍵在於非常便利、移動性高、能夠實名追蹤,有基於此就一定需要電子移動支付,否則停留在現金交易時代,共享的便利性根本無從談起,移動支付對於本澳居民與三千萬遊客而言其實都是利遠遠大於弊的,即使有人擔心個人隱私洩露、洗錢等疑慮,但正是因為實名與每一個系統有據可查,反而能夠規避先前大家擔心那些問題。而阿里巴巴與澳門政府的合作,民眾多有所期待,但作為國際知名電商服務商是否能夠克服“水土不服”,幫助澳門興建智慧城市,打造成國際“智慧之都”,並非一蹴而就。首先民眾需要對於電子支付、智慧發展存在強烈期待,才能夠刺激政府提高效率,加快推進,當然民眾在需要政府時往往期待“大政府”狀態,而在某些領域,比如個人金融數據等不想被政府追查、了解時,又期待“有限度的政府”,因此很多時候民眾對於政府的要求也並非全然一致,讓政府雲裡霧裡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因此民眾自己要深思最終的態度取向,政府對於對的事情也要勇於堅持和積極政策說明,努力在陽光施政的同時和諧官民關係,而不是造成猜忌與對立。

    阿里的入駐,讓不少民眾認為內地很多模式可以複製到澳門,其實任何一種商業模式都不可能完全複製到另一個地區,要看當地法律的鬆緊、政府釋放的空間以及在地的人口、地理、文化等等,北上廣深近千萬人口大城市能輕易推動的共享平台,在60多萬人口的澳門並不一定就適合,當人少,預期利益缺乏,就很難出現服務商提供優質的共享服務,沒有適合的市場,自然不會出現內地那般共享浪潮,因此如何更加精準地找到適合澳門市場的共享經濟模式仍然需要很多思考與嘗試,民眾、服務商、政府都在這種經濟模式的創新中扮演一定角色,發揮關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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